去年暑期接到北京大学的电话，邀我秋天开学后去讲一个学期的京剧课。每周讲一个半天，一共18周，是全校同学的选修课，最后考试，算两个学分。
上第一节课时，我带着清晰的讲稿，带着照片、CD和VCD三个系列的辅助教学手段，信心十足。但一提问，顿觉不那么简单。我问：“是南方人的同学请举手——”结果占了三分之一。又问：“从没自己掏钱进剧场看过戏的同学请举手——”结果占了三分之二。再问，发现120多名同学当中，有文科生、理科生、研究生、北大票房成员和外国留学生五种成分，还有若干“大四同学”，声明“学分已够”，来此纯粹是想了解一下京剧“到底是怎么回事儿”，只听课，不参加考试。
真有些懵。听课人太杂，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，甚至连起跑的方向也不一致，下边的课怎么讲？这还是当前的“横”。更有历史上的“纵”——五四运动前后，首先发难京剧的，不也是大名赫赫的燕园人物么？如今给北大同学讲京剧，似乎就不能回避北大在看待京剧问题上的历史。
我给同学留了课下作业，调查他们对京剧的看法。等交上来一看，有一篇题目是《听母亲的心跳》，其中有这样的字句——
“怀抱婴儿，使其头紧贴母亲左胸，就会比较安静。父母有时为了让婴儿安静，不妨用指尖轻敲桌面。这是因为婴儿紧贴母亲左胸，就如同回到母腹；父母敲击桌面，摹拟了母亲心跳，再造了母腹的安谧。我心目中的京剧——凝聚着古人与近人的忧乐，寄生着《诗经》与宋元戏曲的魂魄，亲之近之，仿佛能听到母亲的心跳。灯前夜读，月下听戏，白天被学业揉皱了的心灵在夜晚的书香乐韵中缓缓舒展——‘如婴儿乎？’……”
我找到这位同学，他说自己习惯在晚上读书时“顺便”听京剧，有时也听外国古典音乐。他说，“这么幽幽着，远远着，实在是享受”，但就是不想和演员及戏迷对话，“怕被吓着”。就在我进行这场访谈时，北大京剧票房送给我一张请柬，预定某日演出《大登殿》，声称两位旦角都是男同学演的，薛平贵则是由马派老生出演。我刚一愣，人家立刻解释“是按马先生年轻时的路子演的”……
我顿时感到重负在肩。立刻调整课程，增加了三次欣赏课（一次欣赏经典的剧目片段，一次欣赏流派，一次欣赏历史剧和现代戏），设置了两次小作文（《我与京剧》及《我的北大》）。我更利用去北大讲课之前之后，走访了几位文史教授，请教了有关北大当年的情况，以及他们对京剧前途的预测。然后，我就在讲堂上交错着讲述了两种精神——一是京剧精神，一共八条；此外还根据“纪念北大百年”的几本书，尝试说了几条北大精神。最后，我这样提出立论：到北大讲京剧课，就必须涉及到这两种精神——让它们由碰撞达到相通，讲课才能有实效，听课同学以及讲课者，也才能同时获得收益。否则，单说点京剧形式的皮毛，就没什么“大意思”了。
临近考试，也正是“财富论坛”到上海开会之际。这些洋人要谈论2050年时的中国，使我灵机一动，也模仿着出了一道“活题”：“2050年总会到来，那时同学们已经70岁上下，估计已退休回家。请预测一下那时的京剧发展状态，以及那时自己和京剧的联系……”我预先把这道题“透露”给同学：“这不是论说题，也没有固定的答案。我给分不是依照‘正误’，而根据是否能展开想像，是否能给我一个充满学识、才情和人生阅历的回答。一定写成散文（或美文），观点要能自圆其说。请大家预先写好文章，考试时带来，直接贴在试卷的最后……”
后来判卷时，看得我心花怒放。容我抄录三段作为例证：
一位说：“有这样一个画面：狗的额头前方挂着一方腊肉，狗想吃却又够不到。于是狗向前跑，谁知腊肉更跑在前边。我呢，也位于这可怜的追逐腊肉的队伍中。我曾自问：‘那腊肉是什么？’——是美貌、金钱和权利么？其实，路边有小花、山峰和溪水，我却盲人一样视而不见。京剧就是这美景中的一角，当人们对物质生活追求强烈时，就容易一再忽视……老年人大概追逐了一辈子腊肉，却极少有人得到，多数人为之耗费了毕生，最后才有人把它看透……于是，京剧、书法和绘画，才成为他们最终的选择。我如今也进入了老年，终于结束了对腊肉的追逐，要在另一个领域行走了。”这位同学既是讲寓言，也是说大实话；文字是通俗的，思路却是前卫的。
还有一位同学描述了老境：“退休后想写点有分量的东西，但发现周围的世界变化太快，自己简直没办法看清楚。爱过的人生离死别，是相册中发黄的纸页；孩子在遥远的地方，孙子在更遥远的地方，他们和我的感情藏在细细的电话线中。回首半个世纪，发现什么都变了，惟一留着旧时代痕迹的一个爱好，就是听京戏……但是，我绝不想把今天（2050年）的京戏叫做京戏，这个也叫‘京戏’的玩意儿，正如孙子和我的关系——他虽然延续着我的血脉却和我完全是两个人……”这一感觉太微妙也太准确，它同样适用于我们观察昔日的京戏——从程长庚到梅兰芳，再由梅兰芳到今天的京剧，其中不也横亘着这种“既有血脉渊源却又截然是两个人”的关系么？
看卷子是要给分数的，但我时常满足于欣赏而忘记打分。我的心中时常呼喊：“北大就是北大！”
我为最后的考试，还出了一道挺“刁”的题——京剧《华容道》是写关公和曹操之间的事。前者是胜方，又是正面人物；后者失败，还是个“大白脸”。但两个演员如果不成“对手”，也会发生“关公怕曹操”的事，观众为曹操喝彩是允许和正常的。我接下去问——如果是《红灯记》的“赴宴斗鸠山”一场，如果演李玉和的演员“演不过”鸠山的话，可否给饰鸠山的演员喝彩？
这道题的“刁”就在于——貌似拷问审美的特殊性，实际有很严峻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。结果，这道题回答得很糟糕，普遍论证无力，问题更出于同学们对“文革”的茫然。我看试卷时的心情，总是难免沉重。北大固然“就是北大”，但毕竟也同时是“高校中的一员”，今日大学生对“文革”大多陌生，有责任的不是这些莘莘学子，倒是处在“师长”位置、对他们能够耳提面命的人。后来，我把判完的卷子寄回学校，还专门打电话向北大老师反映了自己的忧虑。
两道试题，得出一“正”一“反”两种结果，倒使“面对燕园”这个问题增加了分量。仔细深想，“正”和“反”都带共性，一切也都“正常”。如今讲课早已结束，但我和部分同学保持着联系，我希望今后继续共同探讨一些双方都感兴趣的问题。去年暑期接到北京大学的电话，邀我秋天开学后去讲一个学期的京剧课。每周讲一个半天，一共18周，是全校同学的选修课，最后考试，算两个学分。
上第一节课时，我带着清晰的讲稿，带着照片、CD和VCD三个系列的辅助教学手段，信心十足。但一提问，顿觉不那么简单。我问：“是南方人的同学请举手——”结果占了三分之一。又问：“从没自己掏钱进剧场看过戏的同学请举手——”结果占了三分之二。再问，发现120多名同学当中，有文科生、理科生、研究生、北大票房成员和外国留学生五种成分，还有若干“大四同学”，声明“学分已够”，来此纯粹是想了解一下京剧“到底是怎么回事儿”，只听课，不参加考试。
真有些懵。听课人太杂，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，甚至连起跑的方向也不一致，下边的课怎么讲？这还是当前的“横”。更有历史上的“纵”——五四运动前后，首先发难京剧的，不也是大名赫赫的燕园人物么？如今给北大同学讲京剧，似乎就不能回避北大在看待京剧问题上的历史。
我给同学留了课下作业，调查他们对京剧的看法。等交上来一看，有一篇题目是《听母亲的心跳》，其中有这样的字句——
“怀抱婴儿，使其头紧贴母亲左胸，就会比较安静。父母有时为了让婴儿安静，不妨用指尖轻敲桌面。这是因为婴儿紧贴母亲左胸，就如同回到母腹；父母敲击桌面，摹拟了母亲心跳，再造了母腹的安谧。我心目中的京剧——凝聚着古人与近人的忧乐，寄生着《诗经》与宋元戏曲的魂魄，亲之近之，仿佛能听到母亲的心跳。灯前夜读，月下听戏，白天被学业揉皱了的心灵在夜晚的书香乐韵中缓缓舒展——‘如婴儿乎？’……”
我找到这位同学，他说自己习惯在晚上读书时“顺便”听京剧，有时也听外国古典音乐。他说，“这么幽幽着，远远着，实在是享受”，但就是不想和演员及戏迷对话，“怕被吓着”。就在我进行这场访谈时，北大京剧票房送给我一张请柬，预定某日演出《大登殿》，声称两位旦角都是男同学演的，薛平贵则是由马派老生出演。我刚一愣，人家立刻解释“是按马先生年轻时的路子演的”……
我顿时感到重负在肩。立刻调整课程，增加了三次欣赏课（一次欣赏经典的剧目片段，一次欣赏流派，一次欣赏历史剧和现代戏），设置了两次小作文（《我与京剧》及《我的北大》）。我更利用去北大讲课之前之后，走访了几位文史教授，请教了有关北大当年的情况，以及他们对京剧前途的预测。然后，我就在讲堂上交错着讲述了两种精神——一是京剧精神，一共八条；此外还根据“纪念北大百年”的几本书，尝试说了几条北大精神。最后，我这样提出立论：到北大讲京剧课，就必须涉及到这两种精神——让它们由碰撞达到相通，讲课才能有实效，听课同学以及讲课者，也才能同时获得收益。否则，单说点京剧形式的皮毛，就没什么“大意思”了。
临近考试，也正是“财富论坛”到上海开会之际。这些洋人要谈论2050年时的中国，使我灵机一动，也模仿着出了一道“活题”：“2050年总会到来，那时同学们已经70岁上下，估计已退休回家。请预测一下那时的京剧发展状态，以及那时自己和京剧的联系……”我预先把这道题“透露”给同学：“这不是论说题，也没有固定的答案。我给分不是依照‘正误’，而根据是否能展开想像，是否能给我一个充满学识、才情和人生阅历的回答。一定写成散文（或美文），观点要能自圆其说。请大家预先写好文章，考试时带来，直接贴在试卷的最后……”
后来判卷时，看得我心花怒放。容我抄录三段作为例证：
一位说：“有这样一个画面：狗的额头前方挂着一方腊肉，狗想吃却又够不到。于是狗向前跑，谁知腊肉更跑在前边。我呢，也位于这可怜的追逐腊肉的队伍中。我曾自问：‘那腊肉是什么？’——是美貌、金钱和权利么？其实，路边有小花、山峰和溪水，我却盲人一样视而不见。京剧就是这美景中的一角，当人们对物质生活追求强烈时，就容易一再忽视……老年人大概追逐了一辈子腊肉，却极少有人得到，多数人为之耗费了毕生，最后才有人把它看透……于是，京剧、书法和绘画，才成为他们最终的选择。我如今也进入了老年，终于结束了对腊肉的追逐，要在另一个领域行走了。”这位同学既是讲寓言，也是说大实话；文字是通俗的，思路却是前卫的。
还有一位同学描述了老境：“退休后想写点有分量的东西，但发现周围的世界变化太快，自己简直没办法看清楚。爱过的人生离死别，是相册中发黄的纸页；孩子在遥远的地方，孙子在更遥远的地方，他们和我的感情藏在细细的电话线中。回首半个世纪，发现什么都变了，惟一留着旧时代痕迹的一个爱好，就是听京戏……但是，我绝不想把今天（2050年）的京戏叫做京戏，这个也叫‘京戏’的玩意儿，正如孙子和我的关系——他虽然延续着我的血脉却和我完全是两个人……”这一感觉太微妙也太准确，它同样适用于我们观察昔日的京戏——从程长庚到梅兰芳，再由梅兰芳到今天的京剧，其中不也横亘着这种“既有血脉渊源却又截然是两个人”的关系么？
看卷子是要给分数的，但我时常满足于欣赏而忘记打分。我的心中时常呼喊：“北大就是北大！”
我为最后的考试，还出了一道挺“刁”的题——京剧《华容道》是写关公和曹操之间的事。前者是胜方，又是正面人物；后者失败，还是个“大白脸”。但两个演员如果不成“对手”，也会发生“关公怕曹操”的事，观众为曹操喝彩是允许和正常的。我接下去问——如果是《红灯记》的“赴宴斗鸠山”一场，如果演李玉和的演员“演不过”鸠山的话，可否给饰鸠山的演员喝彩？
这道题的“刁”就在于——貌似拷问审美的特殊性，实际有很严峻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。结果，这道题回答得很糟糕，普遍论证无力，问题更出于同学们对“文革”的茫然。我看试卷时的心情，总是难免沉重。北大固然“就是北大”，但毕竟也同时是“高校中的一员”，今日大学生对“文革”大多陌生，有责任的不是这些莘莘学子，倒是处在“师长”位置、对他们能够耳提面命的人。后来，我把判完的卷子寄回学校，还专门打电话向北大老师反映了自己的忧虑。
两道试题，得出一“正”一“反”两种结果，倒使“面对燕园”这个问题增加了分量。仔细深想，“正”和“反”都带共性，一切也都“正常”。如今讲课早已结束，但我和部分同学保持着联系，我希望今后继续共同探讨一些双方都感兴趣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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